写在前边的话

学风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学风建设，在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总是以整顿学风开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 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这一理论品质也体现在他的学习观上，邓小平关于学习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和怎么学习的根本问题，形成了具有深邃历史视野、充满现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观，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邓小平同志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并视其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邓小平同志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历经40多年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取得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越来越突出证明，邓小平在关键的历史进程中，以他的求真务实的风格，高远深广的智慧，删繁就简的才华、举重若轻的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新局面。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 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体现正确思想路线和优良学风的光辉旗帜。在这面旗帜指导下中央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当前，十分重要的是怎样抓好落实，而不少同志或单位在学风问题上仍存在着危险和危机，学习邓小平的优良学风，显得非常必要。

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质性开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标志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党的十七大，在《决议》中强调：“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的十八大，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坚持、继承和发展我党优良学风的典范。《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邓小平优良学风的实践成果。因此，学习《邓小平文选》，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学习这一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良学风。

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有过好几次失挫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88页）从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斗争全过程的革命家，对于学风问题的重视程度。

一、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列主义学风，发动和领导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党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曾开展过两次较大规模的理论活动。这两次活动，都以整顿学风、端正思想路线为出发点。第一次，从1942年到党的七大，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了一次马列主义教育，提高了我党的理论水平，确立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由于思想理论的禁锢，我们还没有真正走上发展的道路。在堆积如山的各种遗留问题和新情况面前，如何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分析形势，他认为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主观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猖獗、迷信僵化的不良学风，应该重新确立马列主义学风，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此，邓小平同志倡导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他对那些阻碍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指导方针，明确提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全局性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使命。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实际开辟了党和国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对这一伟大转折进行了这样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徘徊，但其所以是伟大的转折，决不仅限于此。”可以这样说，学风的转变，正确路线的确立，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的新的转机。如果没有邓小平倡导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这次端正学风和重新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活动，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不会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也就不会有以后出现的经济复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们党恢复了马列主义学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因此，许多看来相当复杂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例如，怎样界定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怎样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怎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等。邓小平同志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页）不解放思想，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后，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再一次触及到社会主义模式和概念等理论上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人们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教条主义的认识，成了改革和发展的障碍。邓小平再次把握住人们思想上的疑点、难点和焦点，深刻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深刻全面的论述。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在实际中探索，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以他高超的哲学素养、优良的学风、丰富的知识经验和远见卓识，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点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又去指导实践，指导群众，使人们从过时的社会主义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新的质的飞跃。

二、邓小平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善于独立思考，从不盲从，从不迷信，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观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问题，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基本原则，而且把这两点放在一切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位置来对待，把它们看成是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大问题，看作是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的真正体现。

在如何看待国际形势上，他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正确判断，进而在这个大环境中设计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如何看待国情方面，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做出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而且以此来规划我们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在如何对待香港和台湾问题上，他还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提出“一国两制”的崭新构想，既坚持了“一个中国”的主权原则，又实事求是地为达到统一祖国的目的采取了灵活的做法。

就是靠了这个基本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问题，邓小平同志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探索，积极思考，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我发展的路。

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干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力图将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想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没有搞得很明白。而是套用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自觉地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马列“经典作家”设计的理论框架，来削足适履地砍裁我国的特殊实际。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把不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某些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随之制定的一些方针、政策超越了现实阶段情况。实践已证明，有些做法是违背规律的，是走了一些弯路的。对把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一般原理教条化的错误，邓小平一直持反对态度，而不顾因此遭到误解和被打倒。他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针对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忽视乃至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有多种途径、多种模式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因而不能套用一个统一的公式和固定的模式。他说“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4页）

正是有了邓小平同志的独立思考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空前的伟大的探索，经过30年的不断实践，终于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以上事实说明，邓小平同志的高超之处，在于他有着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他不在乎那些看来吓人的教条，不在乎那些看上去振振有词的学究式的说教。他是在现实生活实践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价值尺度，并以此评价一切书本上的知识。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他提出的结论都来自于实践的总结，来自对事物规律的发现和概括。

三、邓小平同志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

邓小平同志早在1947年就说过，分析和处理问题，要讲“两点论”，要全面而不要片面。他批评那些不懂“两点论”的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9–100页）以后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他始终以唯物辩证法“两点论”为指针，遇事做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出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这种有力的方法武器，使得他在看待形势、处理问题上高屋建瓴，胜人一筹。

邓小平同志在处理如何对待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辩证法，排除干扰，全面评价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他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远见。这是一个坚持“两点论”的最好的范例。“文革”结束后，继续维护“文革”的观点还有很大市场；而在对待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怎样看待“文革”，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我们党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的非常尖锐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作为受到过迫害和摧残之苦的邓小平同志，抛弃个人恩怨，力排各种阻挠，做出了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处理，一方面根本否定“文革”，明确指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另一方面坚决顶住全面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反复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在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了辩证法，在关系到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敢讲真理，能说真话，有勇气坚持正义。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同样也坚持全面的辩证分析和概括，表现出他的高超的理论水平。他给社会主义下定义，运用历史比较和现实比较的方法，科学、全面、准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这个概括，一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是明确了实现根本目标的必要途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个概括，表明了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但我们的发展和资产主义的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发展的目的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有着质的不同。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这样全面深刻地看待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四、邓小平同志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鲜明的实践性

邓小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能够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出正确的理论，而且在于他能够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实践第一的观点，是他一贯坚持的准则。他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态度是务实的，懂得如何切实地同各种力量、问题和困难打交道，并立足于现实，形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一直告诫自己和告诫人们：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最能反映邓小平同志“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务实态度的，是他的著名的“猫”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切实际的那一套“生产关系”，把中国农业搞到了人心散尽，怨声四起的地步时，怎样认识当时的政策，是继续搞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还是搞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三自一包”？在“人民公社万岁”的一片口号声中，在这样一个属于“政治问题”的“大是大非”面前，邓小平同志从实践中找答案：实践已经证明“大跃进”不是跃进了，而是倒退了，“人民公社”没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而是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既然如此，就应该尽快“扭”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他尊重实践，尊重现实，严肃地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种尊重实践、尊重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一直在起着决定作用。安徽凤阳的农民，首先分田承包，邓小平同志肯定了群众的这种改革实践，制定实施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全国农业改革的重大变革，推动了我国农业的飞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兴办，也是在苏南农民中开始的，从无到有，逐渐壮大，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给予扶持、总结、宣传和推广，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一支生力军。还有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实行的承包责任制等，都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和升华而形成为推动全局出现转机的政策。

邓小平同志重视实践作用，但不是消极等待，他主张积极探索，勇于试验。他有段关于大胆实践的名言：“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这段我们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的话，成了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邓小平同志善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遇事走群众路线

早在1961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苦口婆心地教育年轻人，“要深入细致地工作”“要多做点工作，多搞点调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90页）他说，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90页）这些听来极平常的话语，其中包含着邓小平同志从极其复杂的生活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或者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力挽狂澜，这和他坚持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一贯做法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他的智慧来自于调查研究，来自于群众之中，他的正确的决策也同样来自于此，他的革命勇气和胆略也同样来自于此。

邓小平同志从一参加革命，就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身体力行，积极深入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中，他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他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就先要了解和掌握那里的第一手情况。他在1948年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就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毛泽东主席见到上报的这个文件后，于1948年6月28日复电，完全同意这个指示，并将此文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毛泽东主席在写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信中说：“有了中原局的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就是在这个《指示》中，邓小平同志批评了在贯彻中央指示时不注意调查研究而从主观愿望出发制定方针计划的错误做法：“到新区不调查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为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为，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9页）。

邓小平同志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反复讲：“要心中有数”“要算帐”。他把制定政策、确立目标，乃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构想，都要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怎样才有扎实的基础呢？那就是去调查研究，去了解群众。他1983年到苏州，问苏州的工农业产值人均达到了什么水平？苏州市领导告诉他接近800元。他又问，达到这个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一个什么样子。经过细致的调查了解，最后他得出结论：“在这样的水平上，解决了6个问题，第一，人民的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安排了；第六，人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5页）我们看，他的调查是如此细致如微，他在调查基础上的分析是如此入情入理！

除以上所论述的几个方面外，邓小平同志的优良学风还有许多的表现，生动、活泼、朴实、练达的文风，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不推诿、不扯皮的工作作风等。“邓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高度统一的典范，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这是学习邓小平著作最值得我们也最需要我们领会和学习的地方。”（《革命胆识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杨尚昆）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优良学风，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独立思考，扎实工作，狠抓落实，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写在后边的话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学风问题，在党内则是一个党风问题。我们常讲要端正党风，实际上包括端正学风的内容。文章的开头，我说目前在不少个人和单位学风问题存在着危机或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也不难理解，但是要真正做好是相当不简单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主观因素，有认识主体的原因，而且有客观因素，有认识客体和认识环境条件的原因。我们有不少同志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哲学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形势下，往往片面地、孤立地、表面地、静止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就犯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批评批判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的错误做法，现在并没有完全杜绝，而且还有市场，甚至在个别人身上，在个别单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表现在：作风浮躁，人心飘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对情况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虚报浮夸，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讨好上级，欺骗领导；忙于“文山会海”，忙于以文件落实文件；对变化后的情况不研究，不分析，凭一时的经验，想当然，拍脑袋，先入为主；文章没有自己的观点，官话套话，干瘪无味等。学习邓小平的优良学风，做一个老实人，实干家，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总书记还用毛主席的话来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就要求我们防止急功近利，防止形式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之中，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发展的举措和改进工作方法的本领。要既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指导新的实践，又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理论，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