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高，机器人在工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应用步伐也将加快。前不久，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显示，最快到2025年，机器人承担的工作将会超过人类。特别是近年来，受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因素影响，企业大量购置现代化、自动化装备，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机器换人”已成为企业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

与人工作业相比，机器人具备生产效率高、稳定性强、精度高、可长时间持续运行等优点。以“机器换人”为特征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多年来“招工难”“用工贵”的人力资源困境。然而，在享受技术快速发展带给企业的红利之时，也需注意到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例如“机器换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及潜在的失业风险，技术变迁之下劳动者工作内容和方式的变化等。

工业机器人来了

2023年以来，从人形机器人加快产业化落地，到工业机器人市场继续领跑全球，我国机器人领域基础研发能力迅速提升，市场应用加速拓展，功能种类更加丰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已占全球50%以上，连续10年居世界首位。今年前10个月，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35万套，服务机器人产量近644万套，同比增长21.7%。根据IFR及电子学会数据，预计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保持持续增长态势，预计达到87亿美元市场规模，预计2024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5亿美元，两年复合增速达到15%。

在我国机器人市场快速发展的背后，得益于下游优势产业对智能制造升级需求的不断提升。从下游行业来看，目前全球工业机器人前三大的下游应用市场为电气电子行业、汽车行业及金属机械与机械行业。从IFR发布的数据计算，此三大行业在2019—2021年3年间稳定占据全球工业机器人下游市场的60%以上。这些行业在全球化和消费升级趋势下，正不断提高对于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度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时化工、石油等应用市场需求提升，也带动工业机器人市场持续增长。

纵观全球制造产业，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工业化进程持续加快，各行各业也逼近了需要重新整合变革的关口。因此，机器人作为高端制造业中既有具备较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也作为一个更加有竞争力、能带来更大的附加值的产业，必然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发展趋势，是提高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两大战略。根据相关规划，我国将在2025年实现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目标，进而到2035年能够有能力跟发达国家展开竞争，最终在2049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导力量。智能制造被视为未来20年中国制造的主攻方向。其中，包括工业机器人、自动化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及智能生产线的研发被列为重点发展领域。2023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提出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的颠覆性产品，并明确了2025年实现批量生产、2027年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各地开始加大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培育力度，在人机交互、机器视觉和运动控制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产业链也更加完善，预计今年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亿元。

有挑战也有机遇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某一个或某几个行业的变化，而是整个经济社会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等的深刻变革，并进一步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多层次性和阶段性，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也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解决与协调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短期与长期冲击，则是当前和未来应对“机器换人”的关键。

一方面，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从汽车制造、3C电子制造到五金制造、陶瓷卫浴、物流运输等，工业机器人已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制造业上。另一方面，产业对人才的需求逐渐显露。机器人作为技术集成度高、应用环境复杂、操作维护较为专业的高端装备，有着多层次的人才需求。

近年来，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大了机器人技术研究方向的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在硬件基础与技术水平上取得了显著提升，但现场调试、维护操作与运行管理等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依然有所欠缺，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维护、调试、故障排除以及系统集成等技术的工程师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工业机器人替代产业工人所产生的价值，除了让企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之外，更多的是要进行市场开拓和市场匹配。一个新产品或技术的更新和提升，并被广泛应用之后，会带来新的岗位，特别是在新技术门槛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会给许多原先不可能操作这些技术的人员带来更多的机会。就像传统的农民，之前他们是不可能构建起一个通向城市销售渠道的，但现在抖音、快手这些直播平台，降低了他们通向城市销售的渠道门槛。同样，当机床替代原始的手工作业时，我们不是减少了产业工人的岗位，而是增加了产业工人的岗位。当机器人被广泛应用后，工业技能被替代的产业工人都需要转型升级，寻找新的、适合的岗位。

在技术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究竟有多大的能力、能否灵活地帮助个人和企业创造性地开创出新的工作机会，这都是由制度决定的。比如，失去工作的人，他的能力能否转换？如何帮助他们转换能力？这些也是制度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工作岗位是一回事，他们创造的收入又是另一回事。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冲击来看，需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对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重点解决好中等收入群体就业与收入下降问题。

现在最重要是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契机，将其节省出来的人力，尽快释放到各行各业，这是社会政策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就是说，机器代替多少人工，社会就要安排出相应的就业岗位，将被替代出来的人力快速转移到新的服务岗位上去，这需要技术政策和社会政策紧密结合起来，用生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机器换人”不是简单替代

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将会对生产力的要素和结构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并重塑社会经济结构。未来一个时期，单一技能、单一技术的简单岗位必然会减少，但与此同时，新的多技能多技术复合型岗位也在快速产生。这些新职业岗位的产生速度，甚至可能会超过简单传统岗位的消失速度。

“机器换人”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有效平衡。如何避免未来“机器换人”可能出现的技术性失业危机？不能仅仅关注“机器换人”的数量和替代率，还需重新回到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反思上。“机器换人”一词暗含的意思是，工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可以被机器人这种新的生产要素所取代的，而“机器换人”的决策无非由企业管理者根据投入与回报、生产效率、生产质量等因素所决定。那么，人与机器还能存在另外一种关系吗？机器能否成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助力和补充，而不是把工人替换掉？结合工业自动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这种“机器助人”的技术变迁路径应该是可行且切实存在的，但须至少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一是形成社会共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选择何种技术变迁的路径应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政府引领、企业认可、劳动者参与、公众支持的社会共识。然而，过去若干年的企业自动化升级几乎是由企业单方面主导的决策路径，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企业实施以削减人工、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导向的“机器换人”技术改造方式。二是对人的劳动价值的尊重。“机器换人”归根结底是对部分人类劳动（如重复性的体力劳动）的否定，认为机器可以替换工人将生产流程自动化，甚至还可以监控和管理人工作业。倘若以“机器助人”作为技术改造的核心理念，那么生产流程应以人为中心，机器应成为工人的助手，生产与管理应辅以工人小组作业、车间工人编程、工人参与自动化解决方案等做法。这无疑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只有当工人掌握了全面且不可替代的技能时，才能成为机器的主人。三是做好制度设计。能否扭转效率优先、技术优先的“机器换人”策略，不能光靠呼吁企业经营者或工程师改变替换劳动力的思维，而有赖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尽管目前我国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率尚且不高，但不妨未雨绸缪进行一些设想。比如，关于市场激励制度。过去若干年各地政府对实施“机器换人”的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补贴，倘若社会达成了“机器助人”的理念和共识，那么未来的政策激励导向或可作出相应调整，以保障就业、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鼓励劳动者参与技术改造等作为激励准则。再比如，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技术进步引发的就业人口减少也许终将难以避免，因此需要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又不可避免牵涉税收等其他财富再分配制度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