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可以发现，充足的能量来源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保障和前提，而文明的衰落则多与能源过度消耗及匮乏有关。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显示，能源资源富集速度和财富增值速度存在正相关性，资源富集和转移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158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的三个政治经济中心（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都与能源资源富集有关。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称，尽管能源资源富集不是能源转型与大国崛起的唯一条件，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

追求更好的能源利用效率是人类的本性，历史上的每一次能源转型都是从能量密度较低、效用较差的能源转向能量密度较高、能带给人们更好效用的能源。在每次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资源的价值属性都如同“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借助技术平台转化为资本。技术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能源资产的种类和数量，因此它也是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孵化器”。

颠覆性技术是相对于“渐进性技术”而言的。渐进性技术又称“维持性技术”，指的是已立足于市场的现存技术。“颠覆”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创造性破坏。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颠覆性技术”概念。按照他的定义，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另辟蹊径、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途径产生整体或根本性替代效果的技术，可能是全新技术，也可能是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应用。

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而颠覆性技术将是其中最大变数。站在能源转型视角，每次重大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能源资本驱动，这种驱动效果表现出一种“乘数效应”，也就是少量能量，就会雪崩式地产生巨大能量。能源资本的投入，可以使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产生“乘数效应”，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能源形态的转型和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产生了一种“乘数效应”。因此，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乘数效应”。于是，人类围绕技术突破所作的文章越来越精彩：如美国颁布《全面能源战略》、欧盟出台《2050能源技术路线图》、日本推出《面向2030年能源环境创新战略》等。我国也将“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放在突出位置，并将颠覆性新技术作为突破口。

毫无疑问，人类用能历史始终沿着供求失衡的逻辑路线演进：3000年前希腊由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起因于制造青铜所需的锡的短缺，希腊人因此而发现了铁。同样，16世纪英国木材的短缺导致了煤炭时代的到来，而当石油傲然面世150多年之后，天然气及更加清洁的新能源替代已经开始了，这中间主体能源转换一个最重要媒介就是技术，技术进步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可以部分地解释油气储量的生命指数，为何在经历100多年消耗之后仍在持续增长。没有人能穷尽对地球资源的认识，随着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石油边界将无限扩展，油气家族也将会迎来更多新成员。

自然资源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除了物理特性使其可以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而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外，其经济特性又使它可以作为一种自然资本，对现实企业中的资本存量产生重要影响，再次间接作用于企业增长。这两个特征，增加了考虑资源要素时以数学工具刻画增长路径的难度，因而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都没有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要素加以考量和标定。也就是说，对企业而言，技术革命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可以以延续性技术创新形态发生，也可以以颠覆性形态发生，其成功概率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选择。事实上，在世界石油技术由低级到高级演进中，每个时期都出现一些里程碑式的颠覆性技术成果，如20世纪80年代电驱动钻机，90年代自动化钻机、油藏数值模拟、旋转导向钻井，以及21世纪初出现的3D成像、智能完井、数字油田、数字化炼厂等，这些都是能源变革时代的产物，而颠覆性技术则成为企业效率提升和国际排序最主要的变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