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能源发展历史，人类已经完成了从薪柴到煤炭、从煤炭到油气的两次能源转换，目前正处在第三次能源转换新 阶段，并将最终完成从油气向 新能源的历史性转变。能源发展呈现“两大转变”态势，即从资 源为王时代向技术为王时代的转变，从高碳化石时代向低碳无碳时代的转变。上个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能源转型最重要的驱动力是“2D”。第一个D是Diversifysupply，即扩张能源供给版图，世界范围内的油田勘探和开发由此开始；第二个D是Developmentofbetter technologies，即用更好的技术来提高能源开发效率。

而在二战之后，整个石油工业发展的驱动力是“3D”，即去碳化（Decarbonis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和数字化（Digitalisation）。这个“3D”表示，在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的前提下，关注碳排放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去中心化”浪潮推动能源生产呈波浪状向外扩散，能源使用呈现品种多元化、使用方式多样化趋势；有了“数字化”，才有标准化，进而才能实现全球化。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表示，“现在，人类已进入到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能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行业进入了‘4D’阶段。所谓‘4D’，就是在‘3D’基础上再加上最后一个D—中断常态化（Disruption-as-usual），即能源供给中断常态化。它如何成为驱动力之一呢？是因为人们必须解决‘能源断供’这个现实问题。”

为什么能源供给中断会常态化？陈卫东称：“因为我们从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再向零碳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并没有完成，但我们又必须把道德层面的责任因素考虑进去，这势必增加成本。过去我们从煤炭到石油、从石油到天然气的转型都是在降低成本，都能赚钱，所以市场投资也非常活跃，现在要实现低碳转型、解决碳排放问题，就要增加成本，为历史遗留问题‘买单’，这时候谁来‘买单’就成为一个问题。”正因为每个历史阶段的能源发展转型驱动力不同，能源转型的目标、组织架构、组织形式、理念等也就不同。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矛盾来破解能源“三元悖论”。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叉融合的背景下，国际局势深刻演变，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给全球能源供给、交易和运输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世界能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能源资源丰度角度看，目前全球待发现油气资源主要位于深水和极地，未来油气资源供给将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而决定油气供给空间的判断标准，不仅取决于数量，还取决于品质。未来新增原油供应将以中质油和重质油为主，原油资源呈重质化、劣质化趋势明显。这种供给与需求的背道而驰的现象，将使得石油供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从能源价格看，2022年，国际油价呈倒“V”走势，全年振幅超过80%，尽管年底基本回吐年内涨幅，但WTI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仍分别上涨6.71%和10.45%。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日前表示，欧盟2023年可能面临约2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约占欧盟天然气基准总需求的6.8%。国际能源署在2023年初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能源危机，冲击的广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从地缘格局来看，2023年国际地缘政治将呈现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动荡的变化，百年变局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向纵深演化，变革和动荡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团结与分裂两种取向相互激荡，阵营化博弈、地区冲突和去全球化趋势愈发凸显。

并且，石油安全不单纯是指石油供给安全，还包括石油消费、生产、通道、环境和供应链等多维度的安全。我国石油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大都属于地缘动荡、政治敏感性强的区域。比如，中东石油出口必经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状况可以被看作是中东地区石油地缘政治的晴雨表。马六甲海峡是中东石油运往远东的必经之路，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多岛礁、浅滩，最窄处仅2.4千米，作为战略要地由军队把守，极易被封锁。

“不可能三角”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教授认为，“我们从能源小国变成能源大国的过程中，回旋余地变小了。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归结出‘既要、又要、还要’，既要保障供给、又要价格便宜、还要清洁环保，能否做到？总书记提出能源革命，这确实是解决能源问题非常重要的举措。新时代十年，能源产业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路径走的，对于我国能源产业破解‘不可能三角’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