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全球石油公司都面临一个共同的“三难处境”—即能源的环境友好（清洁低碳）、供给稳定安全，以及价格低廉。这一现象被称为能源“安全、公平、生态”“不可能三角”（亦称“三元悖论”）。我国三大石油央企持续以“双碳”目标为引领，通过加快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推进CCUS先导试验、推动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加速“数字石油”建设等方式，寻找三方平衡点，为破局能源“三元悖论”提供石油方案。

过去一年，在能源转型进程加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的背景下，光伏新能源、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碳汇资产等“双碳”相关词汇，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词”，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高频词”。包括曾毓群、李书福、雷军、朱华荣在内的企业家代表，关于新能源产业提出多个提案议案，体现了2024年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政策重点和发展方向。

不少资源富集地区提出了促进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等重点发展。例如，河北、河南、浙江、广东、云南等多地明确了2024年新能源装机目标；多地也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拉动投资的重要措施之一着力培育。例如，内蒙古力争新能源全产业链要完成3000亿元投资；云南加速硅光伏产业垂直一体化布局，使得增加值增长15%，大力发展动力和储能电池，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30%；青海的目标是深化储能多元化打造行动，推进绿氢应用试点示范，加快天合光能全产业链等项目建设，光伏制造业产值力争突破千亿元。

如何推进传统化石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确保实现能源的安全性、清洁性和经济性？戴厚良委员联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教授张来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教授李根生共同提出关于加强能源超级盆地建设的建议，呼吁要立足我国实际，加快建设能源超级盆地，探索“化石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模式。

“我国在能源超级盆地建设上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盆地内跨省份跨行业跨企业协调难度大。二是现行产业政策不利于能源超级盆地建设与多能协同开发利用。”戴厚良委员建议，加快将能源超级盆地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牵头成立能源超级盆地建设委员会，负责能源超级盆地建设顶层设计，会同有关省份、能源企业，统筹制定能源超级盆地建设整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与路线图，有序推进能源超级盆地建设。“鄂尔多斯盆地内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备建设成为能源超级盆地的资源基础；盆地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主干道，是西气东输等能源主干线交会地，也是落实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主阵地，区位优势突出。”他说。

作为中国最大的油气生产供应企业和跨国经营的综合性能源公司，中国石油持续加大清洁能源生产供应和节能减碳力度，加速建设化石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低碳能源生态圈”，积极推动向“油气热电氢”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转型，制定了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并在多个油田作业区、加油站等进行成功实践。同时，并购新能源公司、发展充换电网络，加快构建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模式，实现油气供应与绿色低碳转型相统一。下一步，中国石油将在当前地热、CCUS项目的发展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形成以先进工艺、高端设备产品为载体的技术体系，打造绿色全产业链示范工程。

面对能源转型大势，中国石化锚定“双碳”目标、拥抱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培育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马永生委员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未来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先机的关键所在，是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格局变迁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重要抓手。以高端制造业的“命门”新材料产业为例，中国石化正奋力攻占高端新材料这个竞争制高点，持续加大创新投入，高性能纤维、特种橡胶与弹性体等研发能力不断提高，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原材料支撑。

“中国石化将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顺应石油用途从燃料向原料转变的趋势，持续加强高端树脂、高端橡胶、高性能纤维、特种精细化学品等研发生产，破解大宗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材料之基’。”马永生委员称。

高性能树脂和高端材料将是下一片蓝海，万亿级市场规模正在快速形成。

“新”潮奔涌，“质”风蔚然，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积厚成势、步履铿锵，正以劈波斩浪、砥砺奋进的姿态，加速构建“风光无限”新图景。

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过去一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新增装机超过全球50%；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30%。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29.2亿千瓦，同比增长13.9%。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6.1亿千瓦，同比增长55.2%；风电装机容量约4.4亿千瓦，同比增长20.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其《2023—2024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中指出，预计2024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2.5亿千瓦，同比增长12%，火电14.6亿千瓦，其中煤电12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比重降至37%，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18.6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升至57%，其中并网风电5.3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7.8亿千瓦，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规模将超过煤电装机，占总装机比重升至40%。

“保证能源安全必须先立后破，融合发展。”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认为，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必然是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融合发展的过程。所以必须要先立后破，不能一蹴而就。随着科技进步，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融合发展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一定会沿着更加节能减污降碳的方向发生变化。太阳能电池与电动载人汽车和锂电池一起，成为中国出口“新三样”。

“能源产业链绿色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评价称，从产业体系看，绿色低碳技术加快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国新能源发电技术处在世界第一梯队，为全球贡献了7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60%的风电装备。未来，我国主体能源将逐步实现从化石到非化石的更替，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目前为17.5%，到2060年将提至80%以上，非化石能源增量组合形式呈现多种可能。

在化石能源仍然为主体能源条件下，能源“三元悖论”确实存在，因为化石能源有两个特点：一是化石能源是空间分布极不平衡的自然资源，保障资源消费国能源供应的可靠性、稳定性不仅需要较高代价，还会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这自然会与注重可及性、普惠性和经济可负担性的能源公平有冲突。二是化石能源的化学属性天然不生态。化石能源基本上都是“碳”基，使用化石能源不可避免地增加碳排放，这与能源绿色生态天然相对立、背道而驰。但在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体的新能源主导下，则基本不存在能源“三元悖论”。新能源与化石能源不同之处是其资源分布的广谱性，每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拥有一种或几种可再生能源资源，其公平性在于为全人类提供清洁、可负担与无歧视的能源服务。

能源革命十年间，从大西北一望无际的光伏电板，到大草原矗立的“大风车”，再到来往穿梭的新能源汽车……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展现出蓬勃生机，能源领域的创新方兴未艾。

但需要清楚的是，“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能源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成为石油行业处理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关系、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

“推动油气与新能源协同融合发展是贯彻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着力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和低碳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举措。在综合研究分析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搭建平台，进一步明确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制度性要求，深度推进油气田与炼化企业电氢碳协同，加强装备制造与新能源开发企业的装备协同，加强金融资本与新能源开发企业的产融协同，着力提升油气上下游企业间协调联动，发挥综合优势培育新能源市场，加快推进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分公司两井区块国际合作项目中方项目经理、联管会代表王廷双表示。

“融合开发有助于形成海洋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汪东进委员建议，一是统筹海洋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加强陆海统筹顶层设计，做好区域协调，避免无序使用和重复浪费。将近期与中长期相结合，有序推进从近海向深远海的融合开发进程。合理规划用海空间，简化融合开发项目审批流程，提升“放管服”水平。二是统筹产业发展深化融合创新。不断加强科研院所基础研究支撑、企业科技创新应用科研，形成产学研用高效协同创新体系。加大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支持，广泛开展试点示范，充分激活民营经济活力潜力，促进国资央企与民营企业集聚优势、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