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一年。能源代表委员围绕保障国家石油、矿产资源安全、新能源发展等建言献策。他们收集意见，实地调研，撰写议案提案并反复修改，为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石油智慧。

“‘双碳’”目标下，化石能源长期仍将是主体能源，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必须立足国内，持续实现国内石油产量稳产2亿吨、天然气继续增产。然而，随着勘探开发的深入，油气赋存的地下地质和地表条件日益复杂，找油难度不断增大，低品位和难用资源增加，有效开发难度加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总经理聂晓炜建议：一是深化优化油气矿业权管理改革，进一步筑牢油气行业资源基础。二是加大油气生产财税支持力度，助力油气行业增加供给。三是灵活运用国家储备，推进储备的及时建设和高效运营。

“塔里木油田油气勘探开发不断向地球深部挺进，创下了一系列纪录。”全国人大代表，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油气工程研究院长、党委副书记刘洪涛介绍，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重要的深地油气战略接替区。塔里木盆地的深地油气资源在全国占43%，超深层油气资源总量约占全球的19%。业界公认的钻完井13项难度指标中，塔里木盆地就有7项名列世界第一，勘探开发难度“全球少有、国内独有”。为破解超深油气钻探难题，塔里木油田创新出两大件—一个“硬件”和一个“软件”。“硬件”是嵌在钻井钻头上的非平面合金钻齿，“软件”则是《中石油高温高压高含硫完整性技术规范》。此次，刘洪涛将这两个破解塔里木世界级复杂油气勘探开发难题的“金刚钻”，带到了全国两会上，同时提出“加大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能力”的建议。

为确保我国矿产资源安全，做到在关键时刻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顶得住、供得上，极端情形下不被“卡脖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建议：一是要从国家层面统筹做好矿产资源总体布局，通过找矿增储夯实资源基础，提升守住资源安全底线的能力。制定合理的战略性矿产资源矿种清单及安全保障关键指标、渠道，包括新增资源量、保有资源量、储采比、储备矿产资源等。二是强化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和储备体系建设，提高矿产资源供应链的韧性。三是深化矿业国际合作，健全供应链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与矿产资源供应伙伴的合作，构建自主可控的海外矿产资源运输体系，实行“国货国运”。积极参与国际矿业投资和贸易规则制定，确立与我国地位和经济实力对等的话语权。四是全面推动绿色勘查开采和矿山生态修复，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五是完善政策法规、加大科技和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加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优化矿业发展环境。加强科技投入，加大地质调查财政投入，持续开展关键矿产成矿基础理论和综合利用研究，通过技术创新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大庆油田持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2022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3003万吨，实现连续8年3000万吨以上稳产；天然气55.4亿立方米，实现12年连续增长，实现油气当量在4000万吨以上稳产20年。预计今年3月下旬，大庆油田的原油累计产量将达到25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6%。张赫表示，“我们相信，资源有限科技无限，全力推动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国家端稳端牢能源饭碗贡献大庆油田的力量。”

过去一年间，俄乌冲突、伦敦交易所镍事件等黑天鹅事件频出，大宗矿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牵动市场神经。随着美国地质调查局对关键矿产目录的修订，全球各国对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视跃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纷纷出台关键矿产相关政策保障关键矿产资源供应，美、加等国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各国对关键矿产资源的管控正在一步步收紧。2022年11月，加拿大政府更是突然发难中国企业，要求三家中企在加拿大关键矿产企业撤资。在此背景下，对于我国来说，油气、矿产资源安全重要性愈发凸显。

“在地缘政治与能源供应风险骤增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这意味着我们党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至新高度。”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委员表示，中铝集团要发挥央企保障资源安全作用，聚力保护战略金属矿产资源安全。他建议，中央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国内矿自给率；聚焦科技引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聚焦国际合作，优化资源全球布局；聚焦生态保护，实现资源绿色增长。“我们会着力提升资源保障能力，把关键矿产资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油气、矿产资源是工业的基础，我国是制造业的大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矿产资源安全可靠持续性供给显得尤为重要。持续性是指矿产资源维持长久供给，非一朝一夕；可靠性是指供给稳定而不任性中断；有效性是指供给起到正向作用而非负向效用。持续性与可靠性是矿产资源安全的前提，有效性是矿产资源安全的核心。三者相互贯通，形成矿产资源安全的内在逻辑。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资源安全以人为主体，是“资源-资源安全-国家安全”影响传递链条的中间环节，认识资源与国家安全关系需要从认识资源安全入手。其二，资源安全是一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以资源供给数量和质量能否满足需求为临界点。当资源供给能满足需求时，是资源安全；当资源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便是资源安全问题。其三，资源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受自然禀赋影响，也受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和人类调节资源供需能力的影响，是人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可见，对资源安全问题的主动应对，是资源安全问题与国家安全关系的重要表现。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一个国家掌握了资源主动权就掌握了发展主动权。油气、矿产资源始终是各国竞争、博弈、结盟、媾和的主要原因。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矿产的争夺日益加剧，各国纷纷制定并发布战略报告，抢占新一轮矿产资源争夺的制高点。

我国90%以上能源、80%以上工业原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均来自矿产资源。综合考虑我国资源禀赋、供应保障率、累计保障率和对外依存度等指标变化，我国石油、铁、锰、铬、铜、镍、钴、金、铍、锆、铌、金刚石、锑、硼等大宗矿产结构性短缺态势将长期存在，其特点是我国占世界已探明储量比例偏低；国内需求量较大，对外依存度高，其供应保障率小于50%，累计保障率小于50%，对外依存度大于50%，基本保障形势严峻。

全国政协委员、国城控股集团董事长吴城建议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周期长、产业链长的特点，从矿产勘查开发信息公开、资金技术门槛要求、矿业权申办程序与内容简化、投资鼓励、税收减免、技术支持等方面，制定稳定、协调的政策，避免政策频繁调整影响投资者的稳定预期和投资信心。同时，他建立政府部门与企业沟通协商机制和平台，及时解决矿业权变更中存在的边界调整、探边摸底矿产储量出让、权益金计征等敏感问题；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及时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部门协调配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