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玉柱，1936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北镇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石油地质学家，中国古生代海相油气勘探开拓者及成藏理论主要奠基人。

他深耕油气勘探66年，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区50余个盆地。在新疆工作30余年间，主持发现了10个油气田，其中包括1个特大油田——塔河油田，主导编制《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勘探初步设计方案》、确定沙参2井井位，成功实现古生代海相油气重大突破，开创了该领域勘探新纪元，并拉开塔里木石油大会战序幕。其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地矿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地质找矿特等奖，并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区域创新奖等。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日前，本刊记者来到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见到鲐背之年的康玉柱。这位将毕生精力献给祖国油气事业的科学巨匠，用他那缓慢却依然清晰的语调，向记者缓缓铺陈开一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油气勘探蓝图。

记者：康院士您好，很荣幸能采访您。今年您已九十高寿，但我们依然在办公室里看到您忙碌的身影。有人说，您是全世界最敬业的“上班族”之一。想请问您，是什么力量支撑您一路走来，直到鲐背之年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

康玉柱：我1936年出生在辽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时家境贫寒，是靠国家的一等奖学金才读完了大学。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心里就深深树立起一个信念：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1956年考大学时，我填报了建筑、医学和地质三个志愿。后来被长春地质学院地质专业提前批次录取，我便高高兴兴地去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我心里想，那就做个地质人，把深埋地下的资源找出来，为祖国“把脉寻宝”。

大学毕业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校原本也打算让我留校任教。恰逢地质部要组建第一普查勘探大队，点名要一名党员带队，并抽调十名毕业生，我恰好成为了最合适的队长人选。当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询问意愿时，我回答得干脆利落：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我的毕业志愿。对我而言，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抉择，是清晰明确的奋斗方向。从东北的松辽平原到华北的渤海湾，从鄂尔多斯到四川，再辗转到西北的柴达木、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我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川戈壁。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无怨无悔。

如今，我的五个孩子里有三个依然从事着与地质相关的工作，或许这与我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我现在的身体还算硬朗，每天坚持晨练，八点准时到办公室。我总想着，只要还能走得动、看得清，就要继续发挥余热，为祖国的油气勘探事业再多尽一份心、再多出一份力。

记者：康院士，您常说老一辈地质人靠的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不怕险”的“四不怕”精神。您面对的是戈壁滩夏季四五十度、冬季零下二三十度的极端环境，在野外一干就是几十年。能否给我们讲几件当年跑野外地质调查时印象深刻的事？

康玉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野外地质勘探，交通、食宿条件跟现在没法比，工具设备也十分落后，个中艰辛，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

就说出行吧，在戈壁滩上、在黄土塬里、在深山峡谷中，全靠两条腿走，好点的交通工具是毛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逐渐有了拖拉机和老式越野车，但条件依然十分简陋。在那种环境下，什么险情都可能遇到，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有一回，我和队友们在森林里跑了一天路，又累又饿，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来准备吃干粮。馒头刚掏出来，忽然觉得脚下窸窸窣窣不对劲——低头一看，好家伙，我们坐在了一窝蛇的“家门口”！大小蛇从石缝里不断往外窜，吐着信子。当时大伙儿惊出一身冷汗，扔下饭盒，抄起地质锤就跟蛇搏斗起来。折腾了好一阵子才脱险，想想都后怕。

还有一次，我们在沙漠腹地宿营。白天还好好的，夜里忽然起了沙尘暴。第二天早上醒来，除了身上盖的被子，帐篷、衣服、锅碗瓢盆全部被刮得无影无踪。没办法，为了继续工作，我们只能忍着刺鼻的臭味，在牧民废弃的羊圈里凑合着住了下来。那滋味，现在回想还觉得臭。

最惊险的一次，是有次在昆仑山脚下踏勘。我们乘坐的那辆老式嘎斯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突然失控，翻进了河滩。所有队员都不同程度受了伤。有的摔断了腿，有的磕破了头，有的砸伤了腰。我赶紧组织大家自救，先把腿部骨折的同事送到最近的医院。其他人则简单包扎一下伤口，抹点药水，第二天又扛着地质锤、背着样品袋，继续上山实测剖面了。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的勘探队员没有一个逃兵。那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任务没完成，就不能停下来。我们敲下去的每一锤，采回来的每一块标本，都是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说到底，“四不怕”不是口号，是大家硬扛出来的——因为怕，你就输了；只有不怕，脚下才有路。

本刊记者采访康玉柱院士

记者：工作开始的10年间，您进行的都是野外勘探，而您大学学的是矿产普查专业，实际工作却是石油勘探。那些年的基础资料收集和积累，对您之后的研究思路和海相理论的形成，有何等的帮助？

康玉柱：地质普查和石油勘探都是研究地下的，但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来到勘探大队，觉得不能当外行，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石油地质》《石油物探》《石油钻井》三本书啃了下来。还认真地做了笔记，直到现在那些笔记还在。正是那段时间的积累，让我迈进了石油地质专业的门槛。

野外勘探那些年，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跑遍全盆地的地表，实测地质剖面，记录地层的岩性、沉积环境和构造断裂特征；搜集整理已有的钻井和物探资料，比对各盆地的生油层、储集层和盖层组合条件；系统采集有机地球化学样品，分析判断地层中哪里最有可能“窝着油”。

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我在东部四大平原和河西走廊地区的八个盆地，反复开展油气资源前景评价和选区研究。跑得多了，发现一个现象——四川、塔里木、鄂尔多斯这些盆地的古生代海相地层里，都保留着大量完整的暗色泥岩和碳酸盐岩。这些岩石，恰恰是生成油气最基础的物质条件。慢慢地，心里就慢慢萌生了一个念头：海相地层，应该也有油。

可以说，正是这些年一步一步跑出来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海相生油理论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记者：西方学者“中国海相无油”的论调曾经对我国的油气勘探战略有很深的影响。当年，您曾当面聆听李四光部长对塔里木盆地地质勘探的指示。这次会面为什么让您终生难忘？

康玉柱：当时西方判断古生代地层经历多期构造运动，有机质早已变质，不可能大规模生油。国内勘探也集中在陆相盆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都是这么发现的。但我们在塔里木早期踏勘时，已经初步看到了海相地层具备生储盖条件的苗头。

1969年，我向李四光部长汇报工作时，他专门问我：我们找到的油田全是陆相的，可美国、苏联的大油田很多都出自海相地层，中国的古生代就真的没油吗？他明确指示，要在塔里木、四川的平缓古隆起上开展突破试验。这番话让我更加坚定了在海相地层找油的决心。

1970年，我带着李四光部长的嘱托，率队奔赴塔里木盆地。后来经过多轮盆地模拟和有机质定量评价，我们测算出中古生界海相油气当量占了全国石油总资源的近三成。这个数字让我确信：古生代海相不是没油，恰恰是我们国家油气战略接替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那次会面之所以让我记了一辈子，是因为李四光部长的话让我明白了——在科学的道路上，要敢于挑战共识、用事实说话。

记者：您主持部署的沙参2井钻探成功，实现了我国古生代海相油气零的突破。请您讲讲这口井从敲定井位到钻探中“是否加深”的博弈，再到最终喷油的故事。

康玉柱：沙参2井的井位是经过严密科学研判才定下来的。1983年4月获批，8月正式开钻。当钻到5363米的时候，钻遇古潜山风化壳，取出的岩心没有明显的油气显示，反而发生了严重井漏。工程队怕继续钻有卡钻、井喷的风险，提出停钻完井。我根据地层资料分析，坚持不能停、至少再打100米。这个意见得到了地矿部石油局的支持。

谁也没想到，仅仅加深了28米——打到5391米的时候，高压油气流瞬间喷涌而出。我到现场一看，遍地是齐腰深的油流，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口井的工业油流，被媒体称为“沙漠春雷”，它用事实推翻了“中国古生代无海相油气”的论断，开辟了我国古生代海相油气的勘探领域，不仅拉开了塔里木盆地大规模找油的会战序幕；还为后来四川、鄂尔多斯等地的海相油气田发现提供了范本。

记者：沙参2井取得重大突破后，您主动向地矿部建议组织塔里木找油大会战。会战期间塔北地区先后发现塔河等10个油气田，建成我国首个古生代海相特大油田——塔河油田。请您回忆一下当年会战勘探的情况。

康玉柱：沙参2井喷油之后，我判断沙雅隆起是塔里木北部的油气富集带，但盆地其他地方也同样有希望。一口井的突破是“点”，要想拿到“面”上的成果，必须集中力量开展大会战。

我随即向地矿部提交报告，建议整合全国地矿系统的勘探队伍，统一指挥、集中攻关。报告很快获批。1985年，地矿部正式成立塔北油气联合勘探指挥部，我担任指挥兼专家组组长。

会战期间，我们在塔北陆续发现了一批油气田。但真正的大突破是在1990年——我主持部署的沙23井获高产油气流，由此发现了塔河油田。这是我国第一个古生代海相特大油田。

值得一提的是，塔河油田的发现和早期勘探由地矿部西北石油局负责，后来随着石油行业管理体制调整，西北石油局划归中国石化，塔河油田也成为其旗下的主力油田之一。

从沙参2井突破到塔河油田发现，前后经历了6年时间。事实证明，我国古生代海相盆地完全具备找到世界级大油田的潜力。

记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您持续发表相关论文，1992年首次建立我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2011年出版专著《中国古生代海相油气地质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套理论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对后来的勘探起了多大作用？

康玉柱：中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的形成，大体上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实践积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塔里木野外踏勘开始，我们发现了古生界海相生油岩，推翻了“古生界无生油潜力”的旧观念。1984年沙参2井突破后，又连续发现多个古生界油气田，积累了大量一手数据。经过“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1992年我正式提出了中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理论空白。

第二阶段是完善深化。之后我们持续补充全国各盆地的勘探案例，区分不同类型的海相成藏模式，2011年出版了《中国古生代海相油气地质学》，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三阶段是拓展延伸。这些年又把理论延伸到页岩油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领域。

这套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古生代海相地层有多套生油岩、多套储层、多套盖层，油气经历了多期生成和多期成藏，不像国外那种单期生烃的简单盆地。古隆起、古斜坡、断裂带和不整合面，是油气富集的四大主控因素。

过去全国找油只盯着中新生代陆相盆地，而这套理论建立后，古生代海相便成为新的主战场。比如四川的普光、龙岗，塔里木的塔中等大型海相油气田，都是在这套理论指导下发现的。此后，全国古生代海相累计发现大中型油气田十几个，彻底改变了我国油气的资源格局。能够亲身参与我国海相油气的发现发展历程，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与欣慰。

记者：年过六十之后，您又将研究方向延伸到了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能源，先后指导实现了贵州致密气、湖北页岩气、全国页岩大气田等多项突破。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以及跟您早年建立的理论有什么关联？

康玉柱：2005年我调入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除继续指导全国常规海相勘探，我意识到我国东部陆相勘探潜力逐年递减，仅依靠常规油气无法长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非常规油气是未来战略接替资源，而我国大量页岩、致密岩赋存于古生代海相地层之中，这是我持续深耕非常规领域的核心出发点。

近二十年来，我着重进行了海相页岩、致密碳酸盐岩油气研究：在南方，提出了一套选区标准，指导重庆涪陵建成了国内第一个页岩大气田；在贵州，部署的安页1井一口气钻出了4套油气层，结束了贵州没有工业天然气的历史；湖北的页岩气也实现了突破；在北方，系统评价了鄂尔多斯、准噶尔盆地的致密砂岩油气资源。近年来，我还先后主持了十余项国家级攻关项目，并参与了天然气水合物等新型清洁能源研究，足迹遍布全国16个省区。

非常规油气研究不是独立于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之外的全新体系，二者是同源、共生、互补的内在关联。我国的非常规油气勘探有着埋藏深、构造多期断裂改造，地表多山地、戈壁、黄土塬等，勘探开发难度更大的先天难点。

基于这些认知，我多次撰文建议，不能直接照搬国外技术，要依托本土古生代海相地质特征，自主研发适配深层海相页岩的钻井、压裂、物探识别核心技术，构建国产化非常规勘探技术链条。

常规海相油气是当下稳产主力，非常规油气是长远战略保障，二者结合，才能完整释放我国古生代海相地层全部资源潜力。

记者：六十多年来，您亲历了我国油气工业从“陆相突破”到“海相崛起”的全过程。结合当下的能源保供形势，您对我国油气勘探的前景怎么看？

康玉柱：我国油气勘探七十余年完成了两次历史性跨越，第一次是陆相理论突破，发现大庆、胜利等一批陆相大油田，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能源短缺难题；第二次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完成的古生代海相油气跨越，开辟了全新的资源阵地，形成陆相、海相、非常规三足鼎立的勘探格局。

首先，我国的油气勘探理论实现了完全自主，比如陆相成油、古生代海相成油、叠合盆地成藏、非常规油气成藏等理论，全部为中国原创，不再依赖国外地质理论指导国内勘探，形成完整自主石油地质理论体系，这是几代地质人接续奋斗的核心成果。

其次，资源发现规模持续提升。1984年沙参2井之前，国内无海相大型油气田，如今全国古生代海相已发现14个大型油气田，数十个中小型油气田，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三大盆地海相油气年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有效缓解油气对外依存压力。

第三，勘探技术实现国产化突破。深层钻井、三维地震碳酸盐岩缝洞识别、页岩气压裂、海相烃源岩实验分析等核心技术全面自主，适配我国复杂叠合盆地地质条件，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第四，勘探领域持续拓宽。从东部浅层陆相，到西部深层海相，再到南方页岩、海域油气、天然气水合物，海陆并进、常规和非常规协同的立体勘探格局已经成型。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深层、超深层勘探配套技术仍有提升空间，非常规油气低成本规模化开发技术不成熟，油气基础地质研究投入占比偏低等短板。

结合全国盆地资源评价数据，我对国内油气勘探远景持长期乐观态度，未来三大核心勘探方向潜力巨大：古生代深层海相碳酸盐岩仍是主力增储阵地；海相页岩、致密碳酸盐岩非常规油气是战略接替资源；海域古生代海相油气与天然气水合物是长远增量空间。未来的海陆一体化勘探，将打开全新资源空间。

在国家能源战略层面，我建议实现“三个海、三个一（三个海即海相油气、海洋油气、海外油气；三个一即东部老区精细勘探、西部新区深层海相勘探、非常规油气规模勘探）”发展思路，持续提升国内油气自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记者：作为塔河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您在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时，主动提出不上报奖名单，“把荣誉让给年轻人”。您觉得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您对年轻人有何寄语？

康玉柱：搞石油勘探六十多年，除了台湾和西藏，我跑遍了国内的山山水水。同行们有时候叫我“活地图”，其实就是跑得多了、见得多了，脑子里记住了。这些年不管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还是中国海油，开评审会、审核验收报告，常找我去提提意见，我也从不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都掏出来。年轻人来问问题，我更是倾囊相授——我这些经验是国家花钱培养出来的，要让它延续下去，发挥最大的作用。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的知识和经验就应该回报国家。

若要成为优秀的地质工作者，我认为一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搞地质勘探，吃不了苦就啥也干不成。老一代勘探先辈背着地质锤、揣着干粮，一头扎进戈壁深山，几个月出不了一次山。年轻人要有这种不怕吃苦的劲头。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搞地质的人跟石头打交道，石头不会骗人，人也不能骗自己。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有客观认识，不能为了凑结论而编数据。

三要善于总结工作经验。要提高认知高度，在野外看了要记、记了要想、想了要总结。我这一辈子写了几十本日记，出版了几十本书，靠的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研究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年轻人要在日积月累中夯实根基，才能走得更远。

我们这一代人揭开了陆相、海相生油的面纱，但地下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还有很多深埋的宝藏等待发现。地质勘探的道路还很长，我希望年轻人能接过这根接力棒，为国家找到更多的油气，让中国的能源饭碗端得更稳、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