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陶氏宣布关闭欧洲3处上游资产及相关其他资产：一是拥有51万吨/年乙烯产能和25万吨/年丙烯产能的德国博伦乙烯裂解装置，预计于2027年第四季度停产；二是拥有氯气产能25万吨/年，烧碱产能27.5万吨/年，及具备74万吨/年二氯乙烷（EDC）和39万吨/年氯乙烯单体（VCM）等衍生产品的德国施科保的氯碱和乙烯基（CAV）资产，预计于2027年第四季度停产；三是隶属于陶氏高性能材料和涂料部门的英国巴里基础硅氧烷工厂，预计于2026年中期停产。此次关停，为陶氏今年1月宣布的10亿美元成本节约措施的补充。

除了陶氏，2025年以来，包括朗盛、壳牌、三菱化学、亨斯迈、科思创、利安德巴赛尔、英力士、日本帝人等8家化工巨头也相继宣布了关停/出售业务。

这也是俄乌冲突后，欧洲化工行业迎来关停潮的续篇。数据显示，2023—2024年，欧洲宣布关闭 1100万吨化工产能，其中涉及烯烃、芳烃、精细化学品等众多产品。而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0至2026年间，全球已宣布关停的炼化产能约为360万桶/日。

欧洲著名能源分析机构伍德麦肯兹，4月初发布的《全球炼厂关闭威胁分析》报告，在对全球465家炼油厂进行分析评估基础上，提出预计到2035年，全球可能会有至少101家炼油厂面临倒闭或者重组，按每天的炼油产能合计为1840万桶，差不多相当于全球炼油总产能的21%。分析报告指出，受到市场、政策、装置老旧等各种影响，欧洲大约60%的炼油厂处于高度关停风险中。中国的炼油产能过剩率大约为15%—20%，数据上看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远超欧美，石油需求已经触顶，已经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关停潮的现象，反映了全球石油化工行业在多重压力下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期，其显现的深层逻辑—能源成本与环保政策推动的产能迁移只是表象，行业真正角逐的是下一代低碳技术主导权与高端市场话语权，未来竞争将更多体现在研发投入强度而非单纯产能规模上。

洗牌不是“一刀切”的淘汰，而是“优胜劣汰”的重构。6月30日，随着1000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停工，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公司老厂区全面停产退出。同日，全球同类技术中规模最大、全球首套3000吨/年乙烷氧化脱氢制乙烯（EDH）工业试验装置在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顺利中交；浙江石油化工高性能树脂项目18万吨/年PMMA装置工程建设进入安装高峰，计划2025年底投产。而中国石油大连石化（西中岛）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中。

一边减，一边增，彰显的是行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的根本转变。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全球化工品需求仍将保持年均1.5%的增长，炼化一体化转型已成为抵御行业周期的关键屏障。

炼化一体化正成为行业主流发展方向。沙特阿美旗下的吉赞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将70%的原油转化为化工产品，经济效益显著。伍德麦肯兹的报告指出，亚洲经济体通过整合炼油与化工生产链条，创造了20%—30%的额外利润空间，这种模式的成功源于三重优势：原料利用率提升15%以上的协同效应、光伏EVA等新能源材料带来的风险对冲能力，以及化工品需求年均1.5%的稳定增长预期。

当前全球炼化行业已经处于历史性转型的“破壁”节点，其中技术路线竞争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这场“破壁”既包含欧洲企业“壮士断腕”式的产能淘汰，也展现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的战略布局。欧洲企业采取“关旧育新”策略，如陶氏化学在淘汰传统产能的同时将特种材料营收提升至42%；中国则通过EDH等原创技术突破，在低碳工艺领域建立先发优势。这种技术代际更替带来150美元/吨的碳成本差异，使得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获得市场主导权。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2025年中国炼油一次产能将突破9.8亿吨/年，未来五年大炼化项目仍将陆续投产，产能扩张态势显著。在能源结构转型与化工产业升级的双重驱动下，炼油行业以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为核心推动产能结构性升级，呈现出规模化、一体化与绿色化的发展态势，这将是未来5—10年的发展主线。

全球炼化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对于企业而言，优化资产组合、推进炼化一体化、降低碳强度、拓展新能源业务、加强数字化建设提升竞争力将是应对挑战的关键。展望“十五五”，综合业内专家的观点，行业转型将呈现三大趋势：CCUS与绿氢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将重构生产成本曲线，数字孪生技术推动能耗降低10%的精细化管理，以及POE弹性体等专用材料开发形成新的价值增长点。

这场转型的本质是工业文明范式的升级，正如中国通过“减量置换”将千万吨级炼厂占比提升至55%所展示的，未来行业的竞争焦点将从产能规模转向碳效比和附加值的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