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开始倡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2015年《巴黎协定》，到2021年格拉斯哥COP26，都是基于通过控制全球碳排放，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减缓地球升温速度。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带来严重的碳及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所以全球气候治理要求，增加使用清洁能源，而COVID-19导致各国经济至今尚未完全恢复，近两年俄乌、巴以冲突演变到中东、叙利亚等区域冲突加剧，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美西方对俄制裁，尤其是油气出口及价格限制，导致欧盟天然气和原油进口成本剧增，由地区冲突外溢导致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及粮食短缺等叠加效应，使国际关系割裂，全球变暖控温1.5℃基本难以实现。因为要求各国低碳发展，消减化石能源消费，加大可再生能源消费，鼓励发展氢能等新能源的利用，需要大规模投资，目前尚有巨大资金缺口。近几年电动汽车的发展迅速，对汽柴油的消费替代效果明显，能源转型的进程处于艰难的曲折推进中。2023年一些国际大石油公司踩了刹车，继续扩大油气投资及生产，并调低低碳领域投资目标，更加务实。包括全球煤炭生产，从2021年至今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多个能源消费大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仍然居高不下，成为绿色转型的关键阻力。本文讨论如何解决我国能源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能源转型的质量，提出更加积极迎接碳双控下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能源转型的本质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支撑因素，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我国新型能源体系，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所以能源转型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由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转为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国都从自身能源安全实际出发，走稳步积极的路线，导致能源转型成碎片式发展，难以达成一致的目标。我国1979年开始推进节能减排，以双碳为目标，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坚决维护巴黎协定，发布了《2020年中国气候公报》，提出倒逼能源结构调整，改善生态环境，能源消费转向可再生能源发展，尤其是电动汽车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家层面的碳中和目标及路线图出台，包括资金支持等政策层面，正在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追求下，不再以GDP增长率作为唯一考核指标，但今年依然完成了5%的增长目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贡献的稳定器。

二、能源转型的“矛”

以IEA提出的2050净零排放路线图，想要实现其目标，需要未来90%的电力来源于可再生能源；IRENA发布《世界能源转型展望》，呼吁各国加大可再生能源、氢气及生物质能投资，到2050年需要的能源转型累计投资增加到120万亿美元，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比重提升到能源总量占比的40%，每年总量增加2倍，坚决取代煤电，逐步淘汰化石能源资产；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UETS）是全球首个碳排放交易系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经稳定运营，2025年1月1日正式实施；“Fit for 55”一揽子温室气体排放计划推出《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RED III）、《欧盟航空燃料管理法则》规定了SAF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混合使用目标、《欧盟船舶燃料管理法则》提出来降低船舶能源温室气体强度目标等；还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到29会议议程等均对应对气候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化石燃料生产，扩大减排投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协商重点。同时北欧国家能源转型速度相对较快，中国和巴西转型成效显著，部分业绩突出的大跨国公司，主动积极投资能源转型，都成为支持能源加速转型的正向力量，此为全球支持能源转型的“矛”。

三、能源转型的“盾”

2023年COP28会议上，占全球石油产量40%的50家石油公司签署了《石油和天然气脱碳宪章》，表示了他们积极参与能源转型的态度，各国际大石油公司及国家石油公司，大部分都高调推出了自己的能源转型相关战略及目标，纷纷制定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压缩甚至停止油气投资，看上去符合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方向，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很多石油公司，则继续坚定投资油气，不重视可再生能源业务发展。到2024年，基本上所有的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态度趋同，就是保留油气市场份额，但事实是油气投资又开始增加，在避免减少油气盈利的基础上开展减碳技术及业务发展，注重CCUS、氢能和生物质投资方向，走稳健能源转型之路。最新的世界石油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从2023年的1亿桶/天，增加到2050年的1.2亿桶/天；消费量将从50亿吨上升到60亿吨，意味着今后每年石油需求量一直保持增长。最近中国主要的石油公司纷纷发布能源展望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基本在35%—47%到65%—53%之间，反映了油气公司对清洁能源转型三步走的步子，调整回油气稳定的路线上；还有与油气产业链相关联的众多利益相关方，都对较激进的转型不支持，这与之前很多激进机构预测，到2050年化石能源需求低于15%—20%的观点相去甚远，此为能源转型的“盾”。

四、如何破解能源转型的瓶颈

尽管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乃至风电等多领域正走在较为领先的市场发展道路上，但是通过与发达国家对新能源投资领域的对比，可以发现我们注重市场效果，而发达国家相关能源转型投资到新技术等方面，比我们多得多，可能几年之后他们的技术成果效应出来后，我们的劣势将会显现。我们还有煤炭在一次能源比重中占比较高的问题，最近三年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煤炭产供销从全球看都是一直在增加的，是为保障各自经济发展之所需而为，其中我国增加最多，如何平稳去煤是一大瓶颈；第二个瓶颈是关于储能，从接替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看，目前新能源尚不具备直接条件，如果储能效率解决好，则可再生能源的主体能源地位确立将成为可能。2024年11月公布的能源法，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为能源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还有能源产业及市场相关法律法规需要继续完善。对于突破瓶颈，顺利实现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转型，可从下面的逻辑关系入手解决。

2021年发改委出台《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目的是促进节能降耗，管控一些高能耗高排放项目，推动用能指标市场化交易，提高单位GDP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但是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今年四月国务院通过《2024—2025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和《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体系工作方案》的出台，旨在同时解决气候治理和能源短缺两个目标，控制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将使一定时期内区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其单位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考核。逐步成为碳税和碳交易制度设计的支撑。在此背景下，能源转型过程中需要能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发展能源绿色生产力，这就是能源行业的新质生产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持，我们正在构建的新型能源体系，就是以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为核心、未来形成光伏加绿氢产业接替的，低碳发展的新型能源产业体系，包括氢氨醇一体化等新兴能源相关产业，将为能源转型带来新的活力，这个过程中由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加持，必将为未来的能源转型带来新的机遇，逐步形成以市场驱动的企业主动拥抱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的局面，从风光电及新能源电动车的发展经验看，当市场出现盈利性投资机遇的时候，资本将主动投入，市场驱动效应显著。民营企业为什么热衷电动车与光伏产业，根源在于行业前景看好，可观利润可期，加之政策利好、成本降低，企业可拓展多渠道盈利，吸引大量民营资本涌入技术突破促使电动车生产效率攀升、成本受控，售价与利润空间诱人。从前期投入电池研发、布局超级工厂，现靠规模化生产与品牌溢价盈利颇丰，行业产业链成本降低，引得同行纷纷跟进、追加投资。同时，民众作为消费主力，对价格成本敏感，影响着新能源产品走向，相比传统燃油车，电动车使用成本优势突出，日常通勤电费仅为油费几分之一，保养少、费用低，长期支出减负明显。

“买得起、用得省”，民众购车愈发倾向选择新能源汽车，为产业注入动力，形成投资、消费协同促进的良性市场驱动循环，则能源转型中的“矛”和“盾”自然就可以相向而行。